数字货币（虚拟货币）犯罪大数据分析与界定

数字货币（或“虚拟货币”）的监管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很少有国家完全拒绝或完全接受数字货币。 我国对数字货币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对数字货币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风险也更加警惕。 有学者认为，90%以上的数字货币项目都存在问题，在高额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层出不穷。

从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到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直至2019 年许多监管机构发布了数字货币法规。 “重拳出击”，可见国家对数字代币的监管一直持更加严格的立场。 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销售代币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但上述《通知》、《公告》并未完全禁止个人持有和交易数字货币，仅对非法持有、纳税等犯罪行为作出规定。 由此可见，我国数字货币监管亟待完善。

不仅如此，虚拟货币还具有信息化程度高、流通性高、交易隐蔽等特点，使虚拟货币成为“贩毒”、“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载体。 凭借认知和运气，他冒险走上了犯罪之路。

目录

■ 1.大数据分析报告

■ 2. 同类犯罪的定义

1. 不吸&传销

2. 非吸筹诈骗

3. 诈骗&筹资诈骗&合同诈骗

4. 盗窃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 3. 虚拟货币犯罪防御要点

一、论虚拟货币犯罪的主从犯

2. 关于受害人的问题

3、犯罪数额的确定

4、单纯为他人“炒币”的行为

■ 四。 法院的态度

一、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

2. 虚拟货币非法交易防范

大数据分析

报告

一、案件数量及趋势

虚拟货币犯罪的发生因地区而异。 排名前五位的省份分别是浙江、河南、湖南、广东和江苏。 其中，浙江省不仅位居首位，而且与后几位有着明显的差距。 2018年以来，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呈指数级增长。 未来，虚拟货币犯罪可能成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犯罪类型。

2. 虚拟货币可能涉及的犯罪

涉及虚拟货币的诉讼案件主要是民事纠纷。 “北大发宝”网站共检索到389件刑事案件，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嫌诈骗，最终因诈骗结案。 欺诈占近50%。

此外，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集资诈骗罪”的分别占21%、11%和8%。 罪”等罪名也频频出现在涉及虚拟货币的审理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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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非吸&传销

虚拟货币犯罪中，存在大量虚构事实和虚假宣传“高额回报”以吸引社会投资，涉嫌非法吸纳公众存款（即“不吸纳”）的嫌疑。 根据虚拟货币本身的特殊属性（挖矿奖励、按比例释放），存在吸引新投资者的奖励制度，涉嫌非法传销。 这就造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非法传销罪的争论。

对此，审理数据显示，单纯招募新用户形成线下奖励（包括多层次、不同层次的线下），不会被认定为非法传销（参见案号杨国立、谭朝丹、刘玉梅等）等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非法传销犯罪需要上下级之间在推进中形成明确的领导关系。 这种领导关系并没有体现在虚拟货币的奖励水平上，而是在现实中。 （参见凌荣根、谭金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二审刑事判决书）。

2、非吸筹&集资诈骗

非吸纳式诈骗与集资诈骗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采用捏造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以及主体是否有占有目的。 在虚拟货币犯罪中，两种犯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行为人是否知道受害人的资金不会进入交易市场。 根据大数据分析，资金正常进入交易市场，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 通过正常的交易市场实现。 反之，如果资金不进入交易市场而实际参与投资，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

2、行为人是否在后台操纵交易。 在本案中，即使受害人的资金已经全部进入交易市场，但交易市场实际上是行为人捏造的或者可以被其后台操作（利用后台资金控制价值的行为），也符合构成要件诈骗罪，构成集资诈骗罪（参见案号郝令生、杨芳二审判决集资诈骗罪）。

3、行为人是否截留资金，即受害人的资金未全部进入交易市场。 实际案例中，作案者通过在虚拟货币交易后台分批（按比例）释放资金截获受害人资金。 他的行为包括服务器维护、系统提现困难等，导致虚拟货币根本达不到预期。 利润甚至直线下降。

出现以上三种情形的，将按照集资诈骗罪定罪。

4、集资诈骗、非吸引等特殊情况。 虚拟货币是区块链技术产生的特殊数字编码，虚拟货币犯罪的必要载体是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在一些虚拟货币犯罪中，区块链技术和构建虚拟货币的核心价值来自国外，而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承载在中国境内，存在中外企业合作共同推广一种虚拟货币的情况。

因此，在虚拟货币犯罪的实际案件中，会存在“投资行为-外国公司-实际公司”的三方法律关系，即实际欺诈行为来自外国公司，国内公司充当“替罪羊”吸收存款后。 在此类案件中，虽然符合集资诈骗的构成要件，但往往仅认定境内公司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除非境内公司的知情和获利达到一定程度，也可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3. 诈骗&筹资诈骗&合同诈骗

根据诈骗方式的不同，虚拟货币诈骗罪分为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这三种情况都属于严重的诈骗行为，而在虚拟货币层面，三种犯罪的呈现方式各不相同。

诈骗罪一般表现为：影响被害人的投资行为。 首先，作案者将自己包装成“投资老师”、“币圈精英”等，在拉拢受害人、取得信任后，频频以非常规操作引诱受害人平仓加仓，导致爆仓，并从中赚取受害人的资金交易手续费和损失佣金等。

集资诈骗一般表现为：行为人直接控制受害人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犯罪者往往在受害人的资金进入交易市场之前就完成了对受害人资金的占有。

合约诈骗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以“代购、代投资、代运营”的受托身份了解内部信息、挖矿比例、释放比例等，并与受托方签订销售或委托合同。受害人代为投资虚拟货币最终得不到赔偿的情况（参见案号林建伟对合同诈骗一审判决）。

4.盗窃、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对于盗窃虚拟货币的行为，究竟是构成盗窃罪还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学者和司法实践尚无明确定论。 在实际案例中，这两种犯罪行为均有出现。 按照“盗刷信用卡提现，应该以盗窃罪起诉，不以信用卡诈骗罪起诉”的类比，利用虚拟货币账户漏洞盗取虚拟货币的，应当认定为盗窃罪。盗窃罪。 但由于虚拟货币的特殊属性（区块链技术产生的特殊数字代码）、国家不承认虚拟货币的交易价值等，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为依据认定似乎更为合理。关于它的性质。 到目前为止，争议仍未解决。

之所以造成性质认定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法院对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认定存在差异。 一方面特别强调行为体“修改账户数据”这一方面，另一方面着重强调数字货币的财产价值属性。

虚拟货币犯罪

防御点

一、虚拟货币犯罪主犯论

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虚拟货币犯罪的主犯和从犯将根据违法所得份额、交易情况和水平、对外宣传、银行流向、被害人陈述等进行划分，但主要是根据其获利情况在犯罪中。 ，影响力和等级是次要因素。 作案中，作案人只“露面”一次（包括线上和线下），甚至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所在组织参与了虚拟货币的推广，将因无法说明原因而被认定为主犯账户中有巨额收入（郝令生、杨芳因集资诈骗罪被二审刑事判决）。 凡是宣传虚拟货币投资，办理每一笔犯罪交易的，只要没有额外的利润，就会被认定为共犯，甚至可能被判缓刑。 参见案号黄佩秋、许度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判决书、宋振华、王世玉诈骗罪一审判决书。 因此盗窃比特币实务和难点，认定主犯、从犯应根据其实际获利来分析判断其犯罪轻重，而不是分析其实际犯罪地位。

2. 关于受害人的问题

在诈骗罪中，被害人对其手中的资金具有足够的支配权。 行凶者自封的“投资老师”“币圈精英”是否足以让受害人放弃对他手中资金的占有？ 如果行为人建议被害人以正常方式投资，但实际上因操作不当导致被害人遭受损失盗窃比特币实务和难点，是否也应认定为诈骗罪既遂，需要区分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与被害人的欺诈行为。受害人的损失根据行为人的盈利模式、建议方式、影响程度、是否主张对全部利润和赔偿下手等因素。

3、犯罪数额的确定

犯罪数额的认定是虚拟货币犯罪中争议的热点和难点。 一般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是所有报案受害人和实际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之和，即犯罪总额。 这种计算方法非常复杂，无法准确计算出总损失。 二是直接将全部违法犯罪所得（即在此期间公司所有账户入账）直接计算为犯罪总额。 但在非吸烟犯罪中，可能会出现公司或个人没有盈利，净利润为0的情况，无法计算全额犯罪数额。

为了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检察院往往会收集大量的证据，采用多角度的方法，从多个层面计算犯罪的违法所得。 但由此得出的犯罪数额结论也给了辩护律师一定的辩护空间。 . 例如，在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因自身操作造成的损失是否应予剔除，是否应从犯罪份额中剔除部分获利，以及数字货币交易的保存、记录和汇总等，辩护律师可以着手减轻加害者的罪行。 量的测定。

4、为他人“炒币”牟利的行为

虚拟货币运营公司往往以多种形式开展业务。 对于单纯为他人“炒币”的行为，只要没有承诺、扩大预期收益、保证收益和补偿等，一般不以虚拟货币犯罪论处。 情况很特殊。 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单纯为他人“炒币”的行为与为他人提供建议的诈骗罪行为存在重叠或者相似之处，存在重叠获利或者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排除。

法院

方式

1、虚拟货币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公私财产”，但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

“EOS币是一种网络虚拟财产，是互联网的产物，存在于互联网的基础上。虽然我国不承认其货币属性，但认为其不合法、不强制，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其交易作为互联网上的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普通人在风险自负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参与，并且是可兑换的，可以在互联网上兑换成实际的货币交易平台，应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敲诈勒索罪二审刑事判决书，高峰，李延林等。

2、以虚拟货币为争议标的的案件，法院不支持以虚拟货币平台或虚拟货币交易违法为由进行的抗辩。

“代币本身具有价值，代币平台每天都会公布交易价格，所以原审根据涉案以太币和EOS币的交易价格来确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并无不妥。在犯罪中。” ——宝鸡市检察院渭滨区人民 高峰、李彦林等 敲诈勒索罪二审刑事判决书

结语

通过数据归纳和分析，数字货币的复杂风险仍然需要强有力的防范和治理措施。 但是，由于数字货币的技术和业务不断处于复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对于检察机关、辩护律师和司法机关来说都非常重要。 严峻的挑战。

区块链法治政策背后的国家战略思维和风险防控要求不断提升，也将对数字货币监管产生持续影响。 未来，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将成为国家金融体系下的犯罪行为。 大重点。 辩护律师应认真总结此类犯罪的特点，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结尾-

编辑排版丨王梦雨审稿人丨江秋仪声明丨本文仅供交流，不代表北大法律意见或对相关规定/案例/事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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